1947年2月，山东济南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在济南接到调兵命令，奉命率部南下，目标指向莱芜、新泰一带。电报内容并不复杂，真正棘手的是行军路线：三条路摆在面前，偏偏最危险的一条，被蒋介石和陈诚定成了唯一方案。
莱芜战役发生在1947年2月20日至23日。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，利用山地和夜暗迅速分割包围，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所部陷入重围。战斗仅持续数日，国民党军约5.6万人被歼或俘虏，李仙洲、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等高级将领被俘。
这场惨败并不是从枪声响起后才开始的。王耀武后来回忆，陈诚要求山东部队分兵行动，一面让胡琏、张灵甫、李天霞、黄百韬等部向鲁南推进，一面命令济南方面抽调部队，经明水、吐丝口向莱芜活动。
王耀武看得出问题所在。济南是山东国民党军的核心据点，莱芜处在山地之间，部队一旦深入，补给、通信和相互支援都会变得困难。他主张以博山为依托，让第十二军在明水、博山、莱芜之间活动，发现解放军主力后便退入既设阵地，与第七十三军协同作战。
这是一种求稳的打法，却不是蒋介石和陈诚想要的打法。那时国民党军在山东仍掌握不少城市和交通线，陈诚判断华东野战军经过连续作战后，难以再组织大规模会战。既然对手“没有力量打大仗”，部队自然应当主动出击，迅速寻找战机。
问题就在这个判断上。
从鲁中北部向南进军，大体有三条选择。第一条，经临朐、南田、穆陵关方向进入沂蒙山区，虽然道路曲折，却能居高临下，也便于向左右展开。第二条，沿泰山、徂徕山一线南下，靠近津浦铁路，交通和调度相对便利。
第三条便是吐丝口方向。
这条路看上去距离莱芜较近，实际上要穿越山地峡谷。部队进入其中后，纵队容易被拉长，前后难以照应，炮兵和辎重也很难展开。若敌军在两侧山地设伏，行军部队就会变成一条无法迅速转身的长队。
王耀武曾明确表示：“不要分散兵力进驻莱芜、新泰。”他要求李仙洲到达指定地点后立即构筑工事，搜集敌情，并且随时报告。这些安排说明，王耀武并非没有察觉危险，而是希望部队走一步看一步，保留撤回济南的余地。
有意思的是，王耀武并未直接掌握前线部队。李仙洲是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，实际负责这次南下行动；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、第四六师师长韩练成等部，则各有自己的派系和历史关系。国民党军队内部重视资历、地域和旧属关系，名义上的上下级，并不总能形成真正有效的指挥链。
李仙洲后来谈到这种处境时，曾有过类似的抱怨：“他们是王耀武的基本部队，未必完全听我的命令。”这句话透露出一个细节：莱芜行动表面上由李仙洲指挥，部队之间却并不真正拧成一股绳。
王耀武的建议没有被采纳。他还曾通过山东省党部负责人庞镜塘等人，希望把意见转达给国民党中央和陈诚，请求重新研究路线。庞镜塘也认为，吐丝口一线地形狭窄，南下部队容易被堵在山谷中，既无法展开，也很难互相救援。
但陈诚坚持原定部署，蒋介石也以命令方式要求王耀武立即执行。对他们来说，吐丝口路线有一个明显优点：近，快，便于直插莱芜。可军事行动不能只看地图上的距离，越是看似便捷的道路，越可能忽略侧翼和退路。
李仙洲面对的是一份已经确定的命令，而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作战计划。他率部南下后，华东野战军迅速判断出其孤军深入的弱点，集中兵力切断各部之间的联系，再从多处发起攻击。国民党军来不及展开，指挥系统很快失去作用。
后来有人把责任全部推给李仙洲，也有人认为王耀武早已看出风险，却没有坚决阻止。其实，莱芜战役的关键恰恰在于几层命令叠加：上级急于求成，前线缺少自主权，部队内部又存在派系隔阂。路线一旦选定，李仙洲能够做的，只是在一条已经收窄的道路上继续向前。
战后，王耀武在济南的兵力和威望都受到严重损失。1948年9月济南战役爆发时，他手中的守军成分复杂，地方保安部队、杂牌部队和临时征集人员较多，装备与训练也难以同中央军相比。莱芜战役留下的缺口，已经不只是损失几万人的数字，而是山东战场指挥体系的一次断裂。
王耀武于1959年12月4日获特赦，李仙洲于1960年11月28日获特赦，韩浚则于1961年12月25日获特赦。三人后来都留下了关于莱芜战役的文字，叙述角度有所不同，却共同指向一个事实：这场失败并非单一将领临阵失误，而是错误判断、强行调兵和地形选择共同造成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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