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8年，香港一间并不宽敞的住所里，61岁的张国焘正为柴米油盐发愁。妻子杨子烈行动不便，几个孩子各自谋生，家中收入十分有限。此时，祖国内地正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，消息传到香港，也让这个曾经的中共早期领导人重新产生了联系大陆的念头。
张国焘想做的，不只是请求生活补助。他曾向有关方面表示，自己愿意为国家做些事情，同时希望中央能够在生活上给予帮助。这个要求并不算小，毕竟他早已不是普通的离港人员，而是1938年公开声明脱离中共、转投国民党阵营的特殊人物。
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，毛泽东对这件事的态度很明确：如果张国焘能够割断同美国方面的联系，并接受这一条件，个人生活补助可以考虑。
话说得很直白。
中央并没有把门彻底关上，也没有简单地答应拨款。条件只有一个，先处理政治关系，表明立场。对已经离开大陆二十年的张国焘来说，这道门槛并不容易跨过去。他没有接受这一条件，补助一事也就没有继续推进。
有意思的是，张国焘早年并非没有机会留在革命队伍中。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，他仍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负责人。1938年清明节前后，中央安排他参加祭黄帝陵活动，本意是借此加强抗战时期的政治合作。
祭祀结束后，张国焘却没有按照原计划返回延安，而是随国民党方面的车辆前往西安。他对同行人员解释说，要去西安办事，随后又准备前往武汉。林伯渠得知情况后曾劝他留下，并将消息报告中央。
周恩来得报后，立即设法在交通沿线寻找张国焘。几经周折，工作人员终于在武汉见到他。周恩来仍希望他慎重考虑，张国焘却已经打定主意。
“我要回江西，做一个老百姓。”
这句话听起来像是退隐，实际却没有改变他的去向。4月16日，张国焘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蒋介石。次日，中共方面向他提出三种选择：回党工作，暂时请假休息，或者自行声明脱党。张国焘留下字条，表示选择第三种办法。
从此，他失去了中共党籍，也开始了漫长而尴尬的后半生。
投向国民党后，张国焘一度受到重视。蒋介石认为他熟悉中共内部情况，曾考虑让他参与特务系统相关工作。可在国民党内部，他并没有真正获得信任，更多时候只是被当成一份可以反复使用的情报来源。
“这里不是延安。”
类似的话，后来成为他难以摆脱的现实提醒。昔日在革命队伍中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，新的阵营也不会把他当作真正的自己人。1946年，他出任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，回到家乡后却处处受限，不久便辞职离开。
他在上海办过报刊，也试图维持一份体面的社会身份。然而国民党方面对他的防范始终存在，报刊经营困难，政治环境更不允许他自由施展。1948年，随着战局迅速变化，张国焘关闭报刊，带着家人前往台湾。
台湾没有给他安排重要职务，生活压力很快显现。1949年，他又转赴香港，先以积蓄购置住所，后来参与创办杂志，勉强维持家用。由于与合作者发生矛盾，他退出杂志社。那时的香港谋生并不轻松，年过五十的张国焘也很难重新找到稳定工作。
失业之后，他尝试炒黄金。起初行情不错，手中的资金有所增加，便逐渐加大投入。金价下跌后，本钱很快被套牢，家中收入再次中断。妻子买菜时摔伤，骨盆受损，行动留下障碍，家庭负担进一步加重。
这才有了1958年向中央求助的一幕。
然而，政治上的选择往往会留下长期后果。张国焘当年离开延安时，选择的是与原有组织彻底切割；二十年后，他希望得到生活帮助，却无法绕开这段历史。中央提出的条件，本质上不是讨价还价，而是要求他重新处理自己的政治立场。
张国焘没有回头。
1968年，他离开香港前往加拿大，投靠在那里生活的大儿子。起初一家人住在一起，但儿子收入有限，还要承担自己的家庭开支，张国焘夫妇不愿长期增加孩子的负担，后来搬入慈善机构开办的老人院。
那里条件简陋，房间狭小，冬季取暖也不理想。张国焘晚年身体衰弱，生活主要依赖子女照料。有关家属回忆提到，他在病中曾通过旧日关系寻求帮助，蒋经国方面也曾转交一万美元，但这笔钱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处境。
1979年12月3日，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，享年82岁。那个曾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人物，曾经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，也曾拥有显赫地位，晚年却在异国养老院中结束了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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