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9月，北京中南海，第一次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准备工作进入关键阶段。名单几经讨论，许多将领关注的不是待遇，而是几十年革命经历究竟该如何被衡量。就在这场广受瞩目的授衔中，汤光恢原定为中将，后来主动接受少将军衔。
军衔评定并非简单看职务高低。干部级别、革命资历、部队贡献、现实编制，都要纳入考量。当时中将名单人数较多，中央希望在坚持标准的同时，让授衔安排更加稳妥。于是，包括汤光恢在内的几名原定中将，经过做工作后改授少将。
这件事的特别之处在于，汤光恢没有把军衔看成个人得失。毛泽东得知相关情况后，曾称赞道：“老汤这个军衔让得好啊，咱们的干部不能只上不下！”这句话并不是单纯表扬谦让，更包含着对军队干部作风的要求。
当时也有人对军衔有不同看法。有人认为自己评低了，希望重新考虑；也有人主动提出降低一级。许光达原本只愿接受上将，后来经反复劝说接受大将军衔。负责授衔工作的徐立清，按正兵团级本可评上将，却因身处评衔岗位，主动要求改授中将。
叶剑英、徐海东等人，也曾表达过降低军衔的意见。军衔制度刚刚建立，既要体现功劳，又不能让个人荣誉压过整体纪律。汤光恢的选择，正好说明一名老干部如何看待功名与责任。
他并不是靠战场上的显赫战绩出名。1909年出生于江西永丰的汤光恢，青年时期接触革命思想，大革命时期参加农民运动，后来进入红军。长期革命生涯中，他更多承担政治工作、保卫工作和思想教育任务。
这类工作不在前线冲锋，却直接关系部队能否保持纪律。特别是锄奸保卫工作，稍有偏差，就可能把普通的违纪、误会甚至私人纠纷，扩大成政治案件。汤光恢反复强调，查案必须有证据，不能靠猜测定罪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在新四军从事锄奸工作。有一次，地方群众举报一名新四军战士侮辱妇女，部队内部有人主张严惩，以免损害新四军声誉。案件看似严重，汤光恢却没有急于下结论。
他曾提醒身边干部：“军法严明是好事，但不能把严明变成滥杀无辜。”随后，调查人员重新走访群众，发现事情并非原先传言那样。涉事双方原本相识，只因争执引发误会，后来又被敌对势力添油加醋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说法。
人已经被押往刑场，汤光恢及时赶到，要求暂停执行。重新核实后，错误得以避免。对部队而言，这不只是救下一个战士，也避免了新四军在群众中的信誉受到更大损害。
另一桩案件更为复杂。抗战时期，一些从大城市投奔新四军的青年因吃不了苦，产生离队念头。保卫部门怀疑他们与敌特有关，审讯中出现逼供现象，部分青年为了免受刑讯，只得编造所谓“真理团”的说法。
案件越查越大，竟牵连上千人。汤光恢觉得不合常理：“国民党特务若真有这样的组织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？”他没有被案卷上的口供牵着走，而是从最初的审讯过程重新查起。
他亲自提审被指为“头目”的王兴华。王兴华起初害怕受罚，坚持承认存在“真理团”。汤光恢没有继续逼问，而是耐心说明，只要事实清楚，不能把被迫说出的假话当成证据。经过谈话，案件真相逐渐显露，所谓“真理团”根本不存在。
这次调查，纠正了保卫工作中的严重偏差，也使大批青年免遭错误处理。多年以后，王兴华仍记得这段经历，称汤光恢挽救了自己的性命。对于一名从事锄奸工作的干部来说，敢抓敌特固然重要，敢于纠正错案同样需要担当。
汤光恢后来把长期实践整理成《关于锄奸政策的几个原则问题》《关于锄奸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》等材料，为部队保卫工作的制度化积累了经验。他的贡献，不完全写在战役电报里，却体现在许多没有被冤屈的人身上。
1970年代以后，汤光恢主动退居二线。2008年，他因病去世，享年99岁。1955年那枚少将军衔，既记录了授衔制度建立初期的一次调整，也留下了一名老红军对荣誉、纪律和干部责任的实际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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